藏在《长安三万里》的江西，在唐诗里什么样？
在电影《长安三万里》中，诗人们才情挥洒，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大唐盛世，重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诗人李白。李白和庐山的故事也成为影片中的一个亮点。此外，占据语文书“半壁江山”、古代文人墨客传诵于世的最美江南也多有江西的身影。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是李白笔下的庐山；“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是辛弃疾笔下的上饶；“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是白居易笔下的九江；“雨过天青翠欲流，不须大邑向人求”，是吴铭道笔下的景德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陶渊明笔下的九江……被网友称为“语文课本收割机”的江西，在唐诗里是何模样？
李白与庐山
登庐山五老峰
唐 李白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
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
李白的一生浪迹过大半个唐朝，而他的诗句也停留在盛唐的版图上。在他走遍千山万水之后，对庐山的评价是“予行天下，所游览山水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壮观也”。
李白的诗洒脱、浪漫，同时代的贺知章叹赏其诗文时，尊称李白为“谪仙人”。生性豪放的李白喜爱庐山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抱负远大，不甘归隐于山间，所以一生都在“隐”与“仕”之间苦苦挣扎。五到庐山的经历恰恰是他这种挣扎的真实体现，只有庐山，才能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凝结于“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千古绝唱中。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20多岁的李白离开四川，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涯。他带着一腔热血仗剑而行，路过成都、重庆、湖北，经洞庭湖顺长江而下，25岁(公元725年)初次来到江州(今九江)。李白到此的目的，其一是看望在江州做买卖的兄长，其二是游览庐山，其中便有了千古名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也有了著名的《登庐山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李白再访庐山，距首次到访已过了25年。这时候的李白已经年近五十，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他已经做过了翰林学士，虽然仅有两年，但感受了朝廷的腐败和仕途的艰险。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京都危在旦夕。当唐玄宗逃亡蜀中的消息传到李白耳中后，他带着失望继续向南奔逃，带着宗氏夫人又一次来到了适合休憩疗养、能为他抚慰心灵的庐山隐居。
这是李白第三次到庐山。这次他在庐山居住时间长达半年，并修建了读书草堂，其间写下《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俱飘零落叶，各散洞庭流。中年不相见，蹭蹬游吴越。何处我思君？天台绿萝月。会稽风月好，却绕剡溪回。云山海上出，人物镜中来。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台。荆门倒屈宋，梁苑倾邹枚。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中夜天中望，忆君思见君。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李白此诗，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一个总结，并表达了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自己却无从用力的悲愤失望情绪。此时的李白虽在庐山避难，仍有一颗爱国之心，无奈中还心怀抱负。
就在李白隐居庐山不久，唐玄宗之子永王李璘，时任镇守江陵的四道节度使向李白发出了盛情邀请。李璘的幕僚曾三次上庐山，代表李璘聘请李白，这让李白不禁想起了“三顾茅庐”的典故。他动了心，决定再次出山。这也是他第三次离开庐山。
也正是这次离开庐山，李白遭遇了人生道路上最大的坎坷。高适平定“永王之乱”后，李白也被关押。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李白之妻宗氏寻求高适的帮助，高适未置可否。宗氏最后说“我将回庐山了此余生”。宗氏离去时，李白对着远去的宗氏大喊：“回庐山等我，回庐山等我！”无论是庐山之于李白，还是李白之于庐山，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李白再登庐山，这一次更像是告别。在李白的一生中，庐山与他始终有着不解之缘，每当仕途受挫时，他被庐山召唤而来，而庐山的宁静给了他最好的安慰。彼时李白老了，他似乎预见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向这座山告别了。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首诗作于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即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回来的次年。李白遇赦后从江夏(今湖北武汉)往浔阳(今江西九江)重游庐山时作诗《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是所有写庐山的最好的篇章之一。
在《过彭蠡湖》一诗中他曾伤感地写道：“青嶂忆遥月，绿萝愁鸣猿。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余将振衣去，羽化出嚣烦。”在另一首《下寻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诗中，李白写道：“石镜挂遥月，香炉灭彩虹。”而这句“香炉灭彩虹”也呼应了25岁的李白初见庐山写下的“日照香炉生紫烟”。只不过那时的彩虹，现在已经消散、熄灭了。李白离开庐山的第二年冬天，逝世于安徽。
庐山与唐诗
大林寺桃花
唐 白居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古人云：“山之骨在石，山之趣在水，山之态在树，山之精神在峭，在秀，在高。”庐山在唐代已久负盛名，吸引了李白、孟浩然、王维、白居易等众多知名文人墨客前往。庐山不仅仅有咏诗，朱熹在这里开办书院，为其注入了书院文化。历史上，和庐山相关有记载的诗篇有1.6万余首。一座庐山究竟有何魅力吸引古今这么多名流为它竞折腰？
“庐山文化史，决定着庐山的文化属性。”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杜华平说。如果说“诗仙”李白与庐山有着宿命情缘，那你可知唐代文坛上闪耀时间最长的白居易，他写的歌咏庐山诗篇数量为唐代文人之首，甚至年过七十，还在洛阳寄诗——《寄题庐山旧草堂兼呈二林寺道森》。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经常来往于浔阳、庐山之间，前往庐山游玩，见到桃花十分欣喜的他留下这首《大林寺桃花》。
白居易对庐山的爱恋还体现在他写的《庐山草堂记》中，是“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是“春有锦绣花谷，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是“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
“庐山高哉，千万仞兮，盘根几百里，峨然屹立乎长江……”这是出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的《庐山高歌赠刘凝之》。借物言志，是文人常用的手法，而这首韩愈高歌庐山的诗，拨动了著名文人黄庭坚、杨万里、王守仁的诗情，他们纷纷为庐山赋诗。《庐山高歌赠刘凝之》创作背景正是欧阳修多次被贬后，来到庐山脚下，拜访他同榜进士，在庐山隐居多年的老朋友刘凝之而作。刘凝之是江西高安人，史称其“高节不能容于世，年四十挂冠归庐山”。
庐山，还诞生了庐山国学，比确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埃及爱哈大学还早半个多世纪。“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年近半百的朱熹到江西任职，感慨白鹿洞真乃是“无市井之喧，有山泉之胜”的读书胜境，于是上书朝廷，大声疾呼重修白鹿洞书院。为修书院，朱熹亲自到白鹿洞勘察，并拟定教规、学规。于是，一个规模宏大、设计精巧的书院落成于庐山五老峰南麓。
在杜华平看来，不同时期前往庐山的诗人，其诗词作品反映了庐山的变化，从数量来看，在唐代之前，写庐山的作品比较少。而到了宋代，诗词数量迎来巨大增长，明代写庐山的诗歌达到高峰。
古诗与江西
小池
宋 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盛唐是中国古典诗歌鼎盛的时期，几乎人人皆诗人，作诗、对诗、比诗成为风尚，是崇尚诗人、以诗为荣的时代。在唐代诗歌的璀璨星空中，江西也成为文人墨客的“网红”旅游打卡地。
杜华平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外地人来江西还是本地人活动路线，都呈现一个“十字型”：一条纵线是鄱阳湖进入赣江，沿着这条线往岭南方向活动；另外一条线路是从浙江进入信江再经鄱阳湖入南昌，经锦河、袁河往高安、宜春、萍乡方向活动。在唐代，如果把来江西的诗人活动轨迹梳理出来，既有江西主干河流，沿途还有比较重要的山峰、山脉，山水风光也成为诗人们创作很重要的题材。
江西因其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地理优势，吸引了众多社会地位高、文化和经济基础好的文人驻足。李白、白居易、杨万里、苏轼、文天祥等都曾游历江西，邂逅了江西的青山绿水。文人们在赣鄱大地上挥毫泼墨，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在江州的4年，白居易始终没有摆脱伤感与失意的阴影。其间，他创作了200多篇诗文，几乎篇篇是失落，句句有感伤。其主要作品有《琵琶行》《望江州》《初到江州》《江州雪》《题庐山山下汤泉》《上香炉峰》《题浔阳楼》等。黄庭坚当时在吉州太和县(今江西泰和)知县任上，百姓的困苦和官吏的尸位素餐，使其有志难展，产生孤独寂寞之感。为了排遣孤独，公事之余，他常到“澄江之上，以江山广远，景物清华得名”的快阁上览胜，创作了著名七律《登快阁》。庐陵(今江西吉安)文人杨万里，创作了《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在袁州(今江西宜春)任职，在当地兴办教育，提拔当地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担任讲师，让宜春文化迅速发展，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卢肇。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韩孟诗派。随着宋代诗词的繁荣，江西本地诞生了大量的文人，并诞生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江西诗派”。
《历代诗人地域分布》收录了43321位诗人1104239首作品，其中统计，“按作者籍贯、出生或居住地分布，江西共收录1738首，数量位居全国第六，仅次于浙江、江苏、广东、安徽、福建”。
温故而知新
随着电影《长安三万里》的热映，不少影厅成为“大型背诗现场”。当荧幕里吟诵出那些耳熟能详的诗句时，有人感慨：“忽然觉得语文课本里没有一篇课文是滥竽充数的，只是当时忙着赶路，忘了窥探古人风骨。”影片中的江西元素再次让江西风光出圈，“江西是妥妥的语文课本收割机”登上热搜。
电影的热映唤起了观众对于唐代诗歌、中国文学的深刻记忆。对于拥有一定阅历的成年人来说，对唐诗的理解与感受全然不似当年。孩童们熟练背诵着影片中出现的诗词，有人伴着稚嫩的童声默默地感动流泪，似乎看懂了李白“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不得志而又始终胸怀豪情的潦倒一生。在人们重温诗词的过程中，那些诗人对壮美庐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赞美，如画卷涌现眼前。
影片的最后，“只要长安的诗在、书在，长安就在”掷地有声。“长安城”的那些诗和人，烙印在中国人的基因中，延绵不绝。电影《长安三万里》以独有的浪漫方式，赠予了诗歌、盛唐乃至中华民族一封“情书”。在江西这片土地上，有李白的恣意洒脱，有白居易的伤感遗憾，有王勃的壮志豪情，有文天祥的风骨气节……当我们重温他们的诗句，我们对江西便有了更深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