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堆扎巴：牦牛运输队往事
青年旺堆扎巴
旺堆扎巴，四川康定人，1951年1月参加工作，195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18军公安工作队、西藏工委社会部、昌都地区、日喀则地区、区外办、区交通运输厅和区人大工作。历任昌都专区公安处副处长、桑昂曲县委副书记、县长，丁青县委副书记、县长，昌都专署副专员、日喀则地委副书记、书记、地区革委副主任，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党组书记、主任，自治区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一副秘书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督察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90年5月任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2月经组织批准退休。
四川省康定县普沙绒乡的莲花湖，风景秀丽、闻名遐迩。莲花湖水如镜，倒映着森林和天空，宁静而致远。湖泊周围如翡翠般碧绿的草坪上，成群的牛、羊如珍珠般洒落在草原上，美丽的蝴蝶在空中翩翩飞舞，偶尔还会有白鹤和水獭在湖中嬉戏。
1949年底，莲花湖畔长大的旺堆扎巴，在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就辍学了。1950年，当18军开进西康时，面临着运输大量物资进藏的任务。1951年1月，他主动加入牦牛运输队，成为一名脚夫。这一年，他正好20岁。因表现机灵，又懂一些汉语，被18军派到西南公安部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归来，被编入18军公安大队，正式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这一生，赶上了好时代，遇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历史机遇。我能做的很有限，能够为西藏和平解放出一份力，是我的荣幸。我的一切，都是共产党给我的，都是组织关怀的结果。”旺堆扎巴在西藏成办成都干休所的家里，微笑着告诉笔者。
牦牛运输队的往事
进军西藏，后勤补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进藏前夕，邓小平同志就送给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两位同志12字的“锦囊”：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这实在是一个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战略思考。为了做到“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保障后勤运输成为18军将士保持军事战斗力、稳定军心的重大举措。
1950年初，18军除了得到格达活佛的支持外，还争取到了大头人夏克刀登、女土司降央白姆等人的鼎力相助，为“多路向心”将士赢得昌都战役提供了重要后勤支持。回忆起夏克刀登、降央白姆，90岁的旺堆扎巴眼神里充满感激之情。
“昌都战役前夕，我们18军先遣支队的将士们后勤补给困难。为什么补给困难？因为当时川藏公路才修到甘孜。从甘孜到金沙江边，还有200多公里的路途呢。”旺堆扎巴回忆说，“200多公里，沿线有不少雪山、河流和崎岖的山路，靠什么运输？靠人力，肯定不行，运力太有限；用汽车，公路还没修通呢，前线将士在饿肚子，等不及；最后，考虑到用骡马，但是骡马的饲养要求高啊，饲料不好解决。最后，首长们想到了用牦牛，组建牦牛运输队。”
18军上层组建牦牛运输队的决定，彻底改变了旺堆扎巴的人生命运。他听说给解放军赶牦牛，不仅有吃的，还能领银元，就加入了牦牛运输队，成为一名脚夫。
牦牛运输队的优缺点十分明显。先谈牦牛的缺点，一是速度较慢，二是管理比较困难。而最大的优点是它们以牧草为食，可以不携带饲料，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运力尚可，最关键的是沿线的牦牛价格较为便宜，如果断粮时还可以宰杀充饥。
而要运送上百万斤粮食，靠将士们零散地租用和购买肯定不行，这得需要成千上万头牦牛。怎么办？需要寻找当地的土司和头人，他们才是大多数牦牛的主人。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这句话我体会很深，看到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也是这样做的。18军在康藏地区做的统一战线工作，确保了昌都战役的胜利和解放西藏任务的完成。”旺堆扎巴动情地说。
18军高层一方面与格达活佛密切来往，介绍了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格达活佛勇担重任，决心赴拉萨向噶厦政府宣传、解释中央的政策和主张。与此同时，18军首长王其梅、李觉和联络部部长徐淡庐等人，也在康定、甘孜、巴塘等地活跃着，团结了夏克刀登、降央白姆和邦达多吉等一批上层人士。
土司与头人的故事
当笔者继续追问旺堆扎巴的进藏故事时，他却话锋一转，聊起了降央白姆和夏克刀登的故事。
“当时，在金沙江边最有名的就是德格土司。1950年，代理德格土司摄政的是降央白姆。她与管家夏克刀登有仇，经过调解，最后都帮助了我们18军筹集、运输粮食。有了他们的支持，18军筹粮、找牦牛、找脚夫就顺利得多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德格的土司制度从公元617年一直持续到1951年。德格土司下设四大管家，30个大头人，80个小头人，再往下是180多个村庄级的小头人。3天之内，德格土司的命令可以传达到所辖的德格、白玉、江达、石渠、邓柯5县。
“早在1936年，红军长征经过甘孜，德格土司派近万人的兵力阻拦，指挥者就是夏克刀登。夏克刀登被炮弹炸伤腿部，做了红军的俘虏。被俘期间，朱德、王维舟等同志经常去看他，像对待亲人一样，令他十分感动。红军离开时，他还赶来400多头牦牛、100多匹马送给红军。”旺堆扎巴聊起夏克刀登的故事，如数家珍。
今日德格县城
夏克刀登拥护中国共产党、解放军自有渊源。他曾是德格土司的四大管家之一，办事干练、能言善辩，是德格土司不可缺少的智囊和实权人物。在1942年，德格土司泽汪邓登去世，其妻降央白姆摄政后，试图削弱夏克刀登的势力，并派亲信毒杀夏克刀登未遂。夏克刀登遂与降央白姆分庭抗礼，扩充所辖土地。解放前夕，上述5县60％左右为夏克刀登实际控制，他在白玉、石渠、邓柯3县占有绝对优势，并有1.5万人的武装力量。18军进驻甘孜后，恰逢两方势力正要发起武装斗争。此时的夏克刀登已是康定军管会的副主任，又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闻讯后，18军的王其梅、李觉等首长耐心向夏克刀登解释政策，获得其支持。
王其梅和李觉希望夏克刀登和过去的主人降央白姆消除矛盾，指出共产党、解放军希望藏民族内部也要团结，这和国民党扩大、利用他们的矛盾以收渔人之利的做法有根本性区别、原则性区别。夏克刀登承诺，愿和降央白姆团结起来，并愿意在北线为18军购买粮食。与此同时，18军联络部部长徐淡庐也拜访了降央白姆，获得了支持。
“可以说，在进军西藏的途中，夏克刀登、降央白姆帮了我们18军的大忙啊！”旺堆扎巴动情地说。
18军将士在石渠等县采购托牛6000多头，夏克刀登、降央白姆等人也卖给18军许多牦牛和骡马，共计1.44万头。在粮食方面，过去的土司和头人们也不遗余力地支持，仅夏克刀登就为18军将士筹粮15万公斤。其中，9300头牦牛被编成5个运输队，在昌都战役发起后取捷径直奔昌都，其余5100头则分散给各参战部队，随军奔忙在漫长的运输线上。
群众组织的支前运输队
在夏克刀登和降央白姆的地盘上，解放军一枪没放，进至金沙江边。此时，夏克刀登又把支前运输任务逐级下达给手下的七八个大头人、30多个小头人，仅出动人力就达3万多人次。他精明能干，纪律严明，层层分解任务，确保了牦牛运输队组织得力。
“夏克刀登曾向头人下达命令：不准丢失解放军一点儿东西。我听说在玉隆，有一个人把5头牦牛驮的粮食私吞了。夏克刀登知道后，把此人吊起来，打了300皮鞭，并要罚他3倍的粮食。最后，我们只收回了原来丢失的粮食。”
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使夏克刀登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彻底变化。他全力投入维护康区稳定和支援18军解放西藏的工作，与德格土司的矛盾也彻底化解了。1951年底，夏克刀登再次在玉隆、石渠、邓柯等地组织起1万头牦牛，由侄儿夏克郎加多吉押运，抢运一批急用军需到拉萨，及时缓解了18军将士的困难。
旺堆扎巴表示：“有人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西藏的和平解放，是藏族人民用牦牛驮出来的。我十分赞成这句话。”
“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我十分荣幸能参加18军牦牛运输队，这是我一辈子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旺堆扎巴说。
旺堆扎巴成为一名脚夫后，主要工作内容是筹粮、训练牦牛、赶牦牛，往返在新都桥、道孚、雅江等地。他与解放军打交道的次数多了起来，藏区流传的各种丑化解放军的谣言不攻自破。
“为18军运输进藏物资，无论是运输人员还是马匹都能获得一笔不菲的脚费，这让我对解放军产生了良好印象。”解放军不仅诚信交易，还可爱可亲，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加入进去，为解放西藏出一份力。
没多久，部队的领导见旺堆扎巴虽然高高瘦瘦、身体不算强壮，但熟练掌握藏汉双语，觉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又有文化功底，就选派他去重庆学习，成为西南公安大队第五处的一员。
与他一同学习的，还有许多18军的连排级干部。经过短暂的学习，他的政治思想素质得到极大提升，跟随队员们回到甘孜，继续从事熟悉的运输、押运工作，还义务当起了队里的翻译。“那时候我们都有工资。我一开始是一名班级干部，每月工资是20块银元。”
当时，川藏公路正在如火如荼地修筑，筑路队、运粮队各司其职，都是为了给进藏部队提供补给。在运粮队，牦牛是主要的运输工具。牦牛，被誉为“雪山之舟”。在青藏高原，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之前，牦牛的作用不可替代。为了支援解放军进军西藏、保卫国防，藏族同胞组织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庞大的牦牛运输队，成为进藏途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群众组织的支前担架队
旺堆扎巴作为牦牛运输队的一名押运员，走的川藏北线。北线牦牛运输队队员有100人左右，牦牛有1000多头，主要运输高粱、大米和少量黄金，每人赶着七八头牦牛赶路。“牦牛运输队的目的地是黑河、拉萨等地。每一次押运都很艰苦，感觉像是脱了一层皮。”
听闻有土匪出没，运输队为每名队员配备了长枪、子弹、手榴弹，还有各自的背包。由于物资匮乏，将士们每人仅有一身夏衣、一件单衣和一件棉袄，还有一床一斤多重的小棉被及一条薄薄的毡子。后来，随着条件逐步改善，每名战士分到了一件军大衣。这些物资，都要运输队员自己背。
由于进藏路上冰河众多，大多没有架设木桥，整个运输队遇此状况，只能蹚水过河。河水如果不深，大家就直接脱了鞋子，把裤子卷起来，直接蹚过去。到了冬天，走进河水里，人会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刺骨般疼痛。有时，明明晴空万里，天空突然下雨雪、打冰雹，把人弄得十分狼狈。遇到雨雪天气，大家只能各拿一块帐篷布，拼接起来，相互挤在一起。
除了保障运输，战士们还要帮助雇佣的民工装卸驮运的物资。运输队的一名民工要赶七八头牦牛，早上把物资往牦牛背上搬，晚上要卸下来，旺堆扎巴见了，总是主动去帮忙。到了牧民居住点，运输队的战士们坚决不扰民，总会搭几顶小帐篷，组织牧民开会，宣传党的政策，还力所能及能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有一次押运途中，牦牛运输队发生过一名民工偷走了2包高粱的事件。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运输队及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盗窃人员认识到事态严重性，又把偷走的高粱偷偷送回运输队。
“过金沙江时，人员坐牛皮船，一船一般坐六七人，牦牛则要游泳过江。它们很有灵性，也很听话，还是游泳高手。但是有一次，由于牦牛数量多，相互挤来挤去，其中有一头牦牛掉进了河里。运输队员立即跳进河里救牦牛，可是江水流得太急，为了安全起见，队长就命令队员上岸。那头落水牦牛沿江水而下，很快就被淹死了，给运输队造成重大损失。从此以后，每当我们渡江过河，都格外小心。”
运输队进入青海玉树地区，传闻有土匪抢粮，这让旺堆扎巴和战友们十分警惕。为了安全起见，运输队时刻时刻安排人员巡逻、放哨，确保物资的安全。“运输过程中，虽然运力靠牦牛和骡马，但人员也不轻松。到了晚上宿营，要帮牲畜卸鞍、做饭、搭帐篷，十分劳累。”
运输队到了黑河后，把物资卸了下去，又返回甘孜等地运输粮食。这时，上级指示运输队可以买马。旺堆扎巴是翻译人员，代表运输队去买了马，公平买卖。“每匹100—250块银元的价格。有了马，人就没那么受罪了，也能提高运输效率，再加上熟悉了路况，后来的运输就轻松一些。”
亲历叛乱和民主改革
出于工作的需要，1953年，旺堆扎巴被安排到西藏工委社会部治安科工作，任干事，后调至昌都解委会公安处。这一时期，他利用语言优势，开展统战和农贷工作。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到1956年底，全区已建立了50个宗级办事处，依据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宗级办事处组织细则进行工作。因为江达县的头人，也是当时的街办委员会、中街办委员主任青民乌木在之前的物资运输等方面都有着良好的表现，上级决定在昌都地区江达县开展民主改革试点工作。可是青民乌木在跟当地头人开会商量的时候，此项工作却遭到了反对。
平叛后，向翻身农奴发放粮
情况反映到昌都解委会公安处后，旺堆扎巴就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些头人的工作，耐心解释搞试点工作的意义。结果，这些顽固的头人还是不同意。有一天晚上，旺堆扎巴和工作组接到通知，说以奇美公布为首的头人全部不打招呼，擅自跑到山上去，准备发动叛乱。
据《江达县志》记载，1956年，江达宗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齐美公布、副主任乌金多吉、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文教处副处长江嘎果郎等10余名上层头人，随德格小土司乌嘎、俄马日郎发动叛乱。“齐美公布是顽固的国民党党员，也是德格土司的四大总管之一。他对民主改革一直心怀抵触，虽然我们曾多次去规劝，但他阴奉阳违、顽固到底，最终走上了一条被西藏人民唾弃的道路。”
叛乱分子穷凶极恶，煽动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统统要参加他们的叛乱组织，赶走汉人，并开始抢劫道班和过往汽车上的物资。到8月初，从岗托到妥坝的21个道班全部被抢劫，个别道班的房子被烧毁。叛乱分子丧心病狂，还在妥坝附近伏击苏联专家和地质勘测队员。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战，以牺牲4人、受伤5人的代价，保护了苏联专家和地质勘测队员。此后几年，叛乱分子利用地形的优势，多次制造伏击事件。
面对狡猾多端的叛乱分子，中共昌都分工委派出昌都解委会副书记张文波、副主任德格·格桑旺堆、旺堆扎巴等人前往江达做工作，未果。旺堆扎巴等人到了江达以后，开始收集各类情报，了解群众的意见，积极开展宣传。“这一段时间，我们冒着被叛乱分子袭击、暗杀的危险，积极宣讲党的政策，争取到了一些头人的支持。那时候，很多上层进步人士都给齐美公布做了工作。1958年初，齐美公布返回驻地，暂停叛乱，但是在1959年初，又再次上山叛乱。他在江达、丁青、边坝一代纠集了31股土匪、5700多人，影响极为恶劣。”
晚年的旺堆扎巴与妻子索朗曲
1959年8月20日，平叛部队以7个团的兵力，对江达、贡觉等地区的叛乱分子发起大规模清剿。以俄马日郎为首的大部分叛乱分子被毙、伤、俘。1个月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发布《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江达县正式开始土地改革。
“1960年9月，齐美公布还在一边叛逃一边打游击，最终被俘。直到1961年，江达县境内的叛匪全部肃清。”
（本文由萧清在2017－2018年多次采访的基础上编纂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