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东海：“我是昌都战役的战地记者”

焦东海，河南偃师人，1928年出生，就读于河南开封高级工业学校，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随18军进藏。历任步兵第52师教导队筹粮队分队长、前线军事记者、西藏军区政治部报社编辑等职。

1950年昌都战役胜利后，18军52师组织编辑出版《进军康藏纪实》。焦东海（前排右三）参与了编辑工作。

焦老爷子已经92岁高龄，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行走不便。得知编者前去采访，老爷子精神矍铄，早早做好准备，理清思绪，向笔者侃侃讲起70年前的进藏故事。

“我参军后，有一个好习惯，要在随身挎包里放些文房四宝，因为当时还没有流行硬笔。行军过程中，吃过午饭大家都休息了，我就从挎包里拿出纸和笔，写一写日记。晚上如果住在群众家里，再累也会在油灯下写几笔。”

正是因为长期的写作训练，焦东海一入18军，就成为“笔杆子”“军营秀才”，开始了长达20年的战地记者生涯，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

昌都战役的战地记者

作为一名18军进藏路上的战地记者，焦东海没有任何特权，该背包背帐篷一样不能少，粮食紧缺饿肚子也一样不能幸免。同时，还要面临当记者写稿难、发稿难的诸多困难。“当时，在报道少数民族地区的稿件尺度上，我们新兵蛋子还把握不太准，审稿也严格，让我觉得这儿也不准写，那也不准写，限制很多。有时写了一篇稿子又用不出去，只能靠电台播出去。其实作为一个新兵，我那会儿还有很多政策和规定没有搞懂，一些稿子发出去以后相当于白写了。”

过了金沙江后的一天，焦东海由于白天吃的代食粉不熟，结果拉了一天肚子，爬雪山时掉队了，追不上大部队。那天晚上，天上挂着半个月亮，整个雪山上就他一个人在赶路。已经是10月了，寒风嗷嗷直叫，冻得他直打哆嗦。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隐没在云层里。他感到有些害怕。想着如果此刻有敌人出现在面前，他肯定是活不成；就算敌人不来，晚上如果下不了山，在雪山上也要被冻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月光逐渐亮了一些。他借助反射的月光，看到了前面部队留在积雪上的脚印。此刻，由于长途行军加上拉肚子，他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干渴难耐之际，他抓几把雪放进嘴里，待雪融化成水再咽进肚子里。

到了次日凌晨一两点的样子，他看见前面半山腰上有一个地方亮着光，便加快脚步往那里赶。快走到大部队帐篷的时候，他听见团政治处副主任刘畴范问宣传股长王心前：“王心前，你们股的焦东海怎么到现在还没赶回来呀？”　

王心前回答：“他说他今天拉肚子，掉队了。我们不敢耽误行军进度，就提前走了。”

这时，焦东海已经赶到了首长的帐篷外，急忙说：“来了！来了！”

两位首长大喜，说：“来了就好！你不要再吃东西了，赶紧躺下来休息，明天天不亮就要走呢。”

焦东海躺下后，心想，首长比他还要操劳啊，这么晚不睡，可比自己辛苦多了。他睡下之后，果然没有几个小时就听到吹号了，便马上起床又走。

因为身在宣传股，平时要写文章，有时晚上还要听广播、油印报纸，所以工作特别艰辛。为此，之前就有首长打招呼：“要对宣传股的同志进行重点照顾。”

昌都战役前夕的一天，大家发现一条河边有一处山洞。于是，管理员发话了，说让宣传股钻进那个山洞里去住。宣传股的同志们听后，都非常高兴。有了山洞，晚上就不用搭帐篷了，而且山洞能挡风，睡觉的时候比较暖和。

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这场战役给焦东海留下的最深印象，不是战斗的残酷，而是艰难的行军。由于实施了千里大迂回的战术，许多将士多次在横断山脉、金沙江和澜沧江及许多不知名的溪涧间穿行，边打边追，最终在昌都以西称为“五路口”的恩达，胜利完成了大迂回包围的任务。

许多年后，焦东海还记得战役打响之初的场景。那一天，宣传股的同志天不亮就出发了。为了防止爬雪山打滑，有的同志在脚上绑上绳子，算是就地取材的简易版“防滑链”。这时，不断传来口令，让大家沿着路走，注意安全。将士们都知道，路的两旁是山沟，但已被积雪填平，稍不注意，一脚踏空，就可能掉入万丈雪窟。中午时分，太阳高照，把整个雪山照得一片耀眼、透明。有人急忙拿出风镜带上，不然会得雪盲的。有的同志嫌戴风镜麻烦，弄来一块纱布，染上蓝墨水，缠裹在眼睛上也极为管用。

翻过面前的雪山，大约在晚上12点钟，大部队在一个山坳里停了下来，要宿营了。只听郭从义团长说：“快要五连，快要五连！”译电员急忙回答：“1号，你写，我译！”郭团长说：“算了，算了，来不及了。”只听见团长在步谈机上直呼：“五弟，五弟，不能休息，继续前进，前面有生意可做。”这段对话里，用了一些简易的部队机密代号：“五弟”，是指五连；“　1号”，指团长郭从义；“有生意可做”，指前方有敌人。

听完团长直呼，焦东海走出帐篷，只见另外一座大山挡在面前，山上有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直插云天。部队在这样的山路上行军了一天，都累得不行，想要睡觉了，可五连的兄弟们不能休息，还要继续战斗，真是太辛苦了。第二天，捷报传来，听说前面的战斗打得不错。

几日后的一个黄昏，焦东海听说在前面的缅达有一股藏军，晚上需要前去偷袭，便成立了临时指挥部。焦东海作为审查战俘小组的成员，当天夜晚跟随老红军艾红玉行军。

前面的山路，伸手不见五指。部队规定，有手电筒也不准用，怕被敌人发现了。山路湿滑，走着走着，不断有人摔倒，摔痛了也不敢吭声，爬起来再走。突然，焦东海听见前面传来哗啦哗啦的流水声，前方肯定有河流。走到河边，甭管河水有多深，必须得硬着头皮蹚过去。10月的高原，河水已结起薄冰。将士们都穿上了棉衣棉裤，过河时把棉裤脱了，搭在背包上，鞋也脱了，挂在脖子上。

焦东海不会游泳，个子又不高，迟迟不敢过河。正好看见通信连摇机班的两名河南籍老乡，长得人高马大，就请求他们扶着他过河。两名老乡同意了，架着焦东海缓缓过了河。到了对岸，浸了水的衣裤被冻得硬硬的，只能继续穿上，用身体捂热。那冰凉、麻木的滋味，叫人永生难忘。凌晨一两点，赶到了缅达，藏军却已逃跑。天亮了，焦东海听说昨晚过河时，有几名战士被冰凉、湍急的河水冲跑，淹死了。他暗自庆幸有老乡帮忙，不然说不定自己就被河水冲走了。

155团将士到昌都前，面临缺粮危机。宣传股长王心前让大家把口粮收集起来，只留一天的，剩下的全部给伤员。10月19日，昌都解放。20日，焦东海等人赶到昌都。在这里，大家还闹了一个笑话。

这天下午2点左右，一行人在强巴林寺庙下问一位军人：“同志，这里离昌都还有多远？”

摄于上世纪70年代的昌都解放委员会办公楼

那名军人笑着回答：“这儿就是昌都！”

大家看看周围破烂的矮小房屋和狭窄街道，真不敢相信藏东重镇昌都居然是这般模样。要知道来之前，可是在地图上给昌都画了一个大圈呢！昌都仅有几家小商店，没有粮食卖，仅有少量的布匹、香烟零售。

昌都的景象颠覆了将士们对西藏城镇的认知，有的战士就编出了一段顺口溜：“想昌都、盼昌都，到了昌都喝糊嘟。”糊嘟，是山西地方特色的一种玉米面食，山村苦寒人家经常食用。大家以此自嘲，苦中作乐。

在昌都的饥饿记忆

昌都解放后，18军将士却没有饭吃，这可怎么办？师长吴忠就给当地头人做工作，叫他们卖一点粮食给将士们。帕巴拉·格列朗杰是昌都地区的大活佛，很有威望。找到他后，将士们买到了一些青稞，及时分配到各单位。青稞需要磨成面才方便食用，可昌都只有一两个磨盘，工作起来效率极低。

52师各个团的将士们就集中到磨坊前，再加上炮兵营将士，足足有几千人。即便一人磨一斤青稞，也有几千斤。很多战士实在等不及，就吃囫囵的青稞。囫囵的青稞吃进去后，不好消化，拉出来的还是囫囵的，让很多战士受了不少罪。155团的首长们也跟战士们吃的一样，没有一点儿特权。

这时上级决定，命令156团回到金沙江以东，只把155团留下。后来，155团也离开了昌都，去昌都以北一个叫日通的地方驻扎，仅在昌都留下了52师师部和炮兵营。

日通，位于今天昌都市卡若区中北部，扎曲河流域。155团在此驻扎后，磨青稞的矛盾算是解决了，可是粮食还是不够，将士们只能减量，由原来的每人每天1斤（16两），减到12两、10两。大家想挖点儿野菜，可是冬天，压根儿找不到野菜的踪影。

除了饿肚子，大家还要割马草。明年要进军拉萨，人可以饿，骡马不能饿，健康不能出问题。冬天的牧草已经枯死了，大家就把枯草割下来，数量十分有限。后来，155团政委李传恩同志在征得当地群众的同意后，号召战士们，把青稞地里剩下的的麦茬儿拔下来，供骡马吃。于是，大家就去青稞地里拔麦茬。看到青稞地里还有一些拔剩的芫根，战士们如获至宝，询问群众能不能让他们把芫根带走。群众见18军将士纪律严明，就欣然同意了。

有一次，政治处的同志发现有群众杀了牛以后，把牛肠、牛肚扔了。司务长就问：“你们不要，让我们拿去，可以吗？”群众说：“可以，你们拿走吧！”司务长把牛肠、牛肚拿回来后，让炊事员洗一洗，搁到锅里煮。由于炊事员没有经验，没有洗干净，锅里的牛杂越煮越臭，汤都没法喝。

有人出主意：“牛杂除了用水冲洗之外，还要用碱泡一下，认真搓一搓，就不臭了。”炊事员听从了他的意见，把汤倒了，把牛杂捞出来再洗一洗，再煮了吃。虽然还是有点臭，但总比饿肚子强。

焦东海笑着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真是饥不择食啊。只要是能吃的，都想往嘴里塞！”

有一天晚上，宣传股的收音员苏斌在刻钢板的时候，刻着刻着就晕倒了。他跟宣传股其他战友一样，白天要劳动，晚上要收听、记录国内外大事，然后油印钢板，再印发出去，工作特别辛苦。王心前见状，急忙拿出两块银元，吩咐焦东海和孟若谷：“我就剩两块钱了，你们去买点儿糌粑回来吧！”

焦东海为难地说：“上级有规定，不准买老百姓的东西。‘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是毛主席讲的。”

“不要紧。上级还说了，有困难的时候，经过一定的领导批准可以买一点儿。现在我批准了，你们去买吧。”见焦东海和孟若谷还迟疑，他又补充道，“其他部队虽然吃不饱，但是晚上都睡觉了。我们宣传股白天上山割马草，晚上还要刻钢板，油印报纸，不给点儿补贴，咋行嘛？你们看，人都饿得晕倒了！”

于是，焦东海和孟若谷偷偷地出去买糌粑，怕被别人看到了影响不好。到了一户老百姓家里，说了很多好话后，才买到了一些，大约有四五斤，装了两袋子。回到驻地后，王心泉说：“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大家工作，一个人给一把糌粑。今天晚上苏斌晕倒了，给他两把。”

苏斌说：“我不要，我只要一把，和大家一样。”

那天晚上，大家一人给到了一把糌粑。大家把珍贵的糌粑放进茶缸里，用开水冲泡进去。糌粑糊糊进了肚腹，虽然吃不饱，但是精神有了。房东是一名藏族同胞，于心不忍，就拿了一些盐给战士们。战士们把盐巴放一点儿到茶缸里，搅一搅，觉得好喝得多了。

宣传股的战士偷偷买糌粑填肚，没有东窗事发，但155团4连的一名战士却没有那么幸运。有一次焦东海去4连采访，连长胡培林告诉他，有名战士去买了几斤糌粑，自己偷偷吃，违反了纪律，被关了禁闭。

焦东海说：“连长，我想去看一看这名战士，顺便教育他、帮助他，行吗？”连长说：“可以！求之不得！”

于是，焦东海带着内疚的心情去看这名战士。之所以内疚，是因为自己也买过糌粑，犯过错误，只是没有被人告发而已。被关禁闭的战士关在了一间小房里，没有被褥，只有打过的青稞铺就的简易铺子。晚上，他盖皮大衣睡在铺子上。

进门后，那名战士马上给焦东海敬礼，掉着泪说：“首长，我犯错误了，应该关禁闭，我要改，作检讨……”焦东海心里很难受。多好的战士啊，离家万里，打仗时在战场流血牺牲。但是因为有军事纪律，有“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要求，用自己的钱买糌粑吃，才违反军纪。这是特殊时期没有办法的事情。

焦东海安慰他：“有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了。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以后生活条件一定会改善。你关禁闭两三天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和大家一样，没有人看不起你，都能理解。”

听了焦东海的话，那名战士十分感动，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粮食问题逐渐得到解决。进军拉萨，由于后勤补给困难，又没有多少粮食可吃了。据焦东海回忆，在川藏公路、青藏公路通车以前，粮食问题一直困扰着“四路进藏”将士和在藏干部。能吃饱饭，成为许多“老西藏”的夙愿。至于吃好，那是万万不敢奢望的。

修筑川藏公路的故事

因为工作的关系，焦东海掌握了很多解放军战士与藏族同胞的筑路故事。许多年过去了，他仍对这些故事记忆犹新。

修筑川藏公路的时候，西藏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在地方上不论干什么事都得通过旧政权，即噶厦政府那一套机构。当时，噶厦政府召集民工修路用的还是老办法：征派乌拉差役。而服乌拉差役，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

一开始，筑路解放军并不了解这些，第一次发工资时，就把钱按单位发给头人，再由他们转发给各位民工。谁知不少头人都把这些钱占为己有了，有的给民工发一些酬劳也是微乎其微的。

指挥部了解情况后，决定发工资时，由工程会计部门会同带民工的头人和解放军战士，根据每位民工的劳动表现，把工资落实到每个人头，然后开大会，把工资亲手发到民工手中。

如此一来，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一些民工迫于头人的淫威，领到工资不敢要，往往是白天把大洋领到手，晚上又交给头人。有些更过分的头人，还出面向民工收缴。

指挥部了解到新情况，一方面，在头人和民工中大讲“谁劳动谁所得”的道理；另一方面，决定采取发工资与发实物相结合的方式，专门从拉萨购回大量物资，将一部分工资折合成实物发到民工手中。如此一来，头人再贪婪，也不敢明目张胆了。

“第一工段完工时，指挥部欢送部分民工还乡，还协调了军区文工团来搞慰问演出，搞得非常隆重热闹。”焦东海回忆说，“我采访过一位女性民工，她高兴地告诉我，除了吃穿用以外，拿到了399块大洋。她说她们一家几代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这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

155团的班长华振和，在1954年带了朗宗两个班的民工，有40多人。他第一次走进民工班，认识了一名50来岁的民工扎西次仁。扎西次仁又黑又瘦，颧骨突出，看样子足有60来岁。他想跟这位老人说几句话，拉他坐下来，不料老人吓得马上弯腰吐舌。

华振和看见这位老阿爸，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们都是劳动人民，在旧社会一天到晚流血流汗、怕这怕那，吃过多少苦，到头来还是缺吃少穿……从此，他对这位老阿爸特别好，经常帮他烧茶做饭。

扎西次仁觉得这位解放军班长和藏军的官兵不同，慢慢地和他熟悉起来。一天，华振和在工地上看到老人用铁锹挖土时，脚一踏上铁锹，就皱一下眉头。他觉得奇怪，跑过去，拉住老人的脚一看，原来是鞋底破了，脚底已磨得红肿。他马上脱下自己的鞋子让老人穿，老人坚决不肯，说：“您是长官，要领导我们几十个人修路，没有鞋子怎么行？再说，没有鞋子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呀！”华振和一了解，原来全班有3位民工的鞋子都烂了。当时又买不到鞋，他就跑回连队，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允许他拿出连里的牛皮给民工们缝制鞋子。

鞋子缝好了，虽然缝得不好看，但是却是真皮的，穿上后，十分顶用。扎西次仁穿上这双鞋后，一天晚上把华振和拉到一旁，流着眼泪，用一半藏语一半汉语，再加上手势比划着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叫索朗。索朗也没有给我做过一双鞋。解放军真是比自己的儿子还亲。”

华振和热爱民工、关心民工的故事传开了，威信也越来越高。民工们唱出这样一首自编的歌来歌颂他：

筐子破了柳条编，

鞋子破了玛米连；

解放军呀，解放军，

个个都有菩萨一样的心田。

（本文由萧清2020年7月采访编纂）